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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及测评公式
内容摘要:“文化软实力”概念是在“文化力”和“软实力”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应该几乎相当于后面两个概念内涵和理论的相加或叠加。我们以“文化软实力”概念为中心,将“文化力”概念和“软实力”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原来各自独立的“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与“文化力”理论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吸纳、兼顾“文化力”理论和“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虽说对“文化软实力”的准确测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建立一个能化繁为简的较为直观、方便的表达方式或公式还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或理解“文化软实力”问题及其分析框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中各种因素的整体体现,取决于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科技与教育的实力、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也包括知识、体制的创造力和决策、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实践等因素。我们根据这些因素的影响因子,大致可以建立一个粗略的测评公式。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力;软实力;量化测评
 
  作者简介:贾海涛,暨南大学社科部、中印比较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019-07
 
  “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是与“综合国力”、“文化力”和“软实力”等概念及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或独立形成的。这几个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大致为:“综合国力”为最大的概念,“文化力”、“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隶属于“综合国力”的同等的概念;“文化软实力”是在“文化力”和“软实力”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应该几乎相当于后面两个概念内涵和理论的相加或叠加。我们主张将“文化软实力”概念与“文化力”和“软实力”概念与理论纳入一个系统,摆脱西方“软实力”理论的束缚,以实现理论体系的嬗变和升级,彻底实现“中国化”。同时,“文化力”源于“大文化”,“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就相当于“大文化”体系所产生的力量。
 
  一、关于“文化软实力”定义的争议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曾经指出:“事实上,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说和阐释,迄今为止已经多种多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他又认为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定义或内涵界定“没必要求得公认一致的唯一正确结论”。[1]如果中国学界连“文化软实力”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法达成起码的共识或基本的共识,而是众说纷纭、任意定义,那怎么还会有相关的学术的对话和理论的发展呢?尤其是当它已经成了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理念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统一认识,达成共识,而不是采取放任自流、任人自主的态度。如果对“文化软实力”内涵理解得不对,或者说压根就没有认准什么是“文化软实力”,那么谈“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或方案可能就不会解决问题。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学界的观点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认为“文化软实力”等同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二是将其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或“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即约瑟夫•奈所强调的“软实力”来源之一的文化所创造出来的“软实力”,简称“文化软实力”;第三种思路主张“文化软实力”基本上等于“文化力”;第四种思路主张“文化软实力”基本上等于“文化力”与“软实力”内涵的简单相加。
 
  在上述四类思路或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既没有理论深度,又缺乏基本的逻辑推理,属于没有学术性的简单误会。这种误会一直存在,从“文化力”概念产生之日就已经有了。有相当一批人想当然地将“文化力”看作“软实力”。这批人可以说既没搞懂什么是“文化力”,也没有搞懂什么是“软实力”。这种研究既没有遵从任何学术规则,也没有一个起码的学术方法。现在有了“文化软实力”概念,他们又如法炮制,试图对“文化软实力”进行类似的定义或解读。于是,“文化软实力”又被看作“软实力”的相似物或中国式的(中文)表达了。
 
  第二种观点目前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近来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点。这里之所以说它已成为一种主导观点、甚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因为这类观点明确关注“文化软实力”的定义问题,而不像其他三类观点那样回避或模糊处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或定义问题。但主张者缺乏对“文化软实力”概念本身所依托的理论体系的完整考察,自以为是地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切实际的界定,有望文生义的味道,因而从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了不专业或外行的特征来。他们的“文化软实力”定义显示出其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狭窄,同时也没有很好地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指导思想。
 
  第三种观点也是较为流行的观点之一。这一思路尽管使用的基本概念是“文化软实力”,但其讨论的“文化软实力”的内容或内涵与所谓“文化力”的内容或内涵并无二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点也支持了我们所提倡的将“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理论看作一个体系、“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是对“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观点。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这种思路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关于“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的联系与区别也没有得到认真、系统的探讨。如此,“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力”就显得只有概念或提法上的差别,在内涵或内容上就几乎完全等同了。
 
  第四种思路也有一定的市场。这是最大容量的“文化软实力”概念了。但是,简单相加不同于复合或叠加;“文化力”与“软实力”怎样相加、能否相加的问题仍未解决。“文化软实力”如果说是“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复合或叠加,也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而非简单而生硬的相加。那种简单的相加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而且会在体系和概念上产生冲突或难以相容。实际上,很多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只是打着新概念的招牌或旗号,而只有老概念之实或内容。也就是说,一些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实质上是在说“软实力”或“文化力”,既无“文化软实力”的特性,也无“文化力”与“软实力”的结合。
 
  本文基本上倾向于上述第三与第四种思路的结合;或者说对第三、第四种思路进行修正、发展和完善,以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或研究方法。不过,这里首先要做的是讨论别人的定义、思路和理论框架,并指出其不足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或思路。
 
  二、“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力”和“软实力”的关系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或定义,很多学者是不关注的,在其研究中也不下定义。他们往往在其论著中一开头就大谈如何发展“文化软实力”或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应该为何之类;至于他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是什么,则是不清楚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学者注意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界定,指出他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是什么,与“软实力”或“文化力”有什么区别或联系。在上面所说的四种思路中,只有第二种思路有定义或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界定,其余的几乎没有明确的定义或概念的界定。目前,国内只有一部题为《文化软实力》的书,是以“文化软实力”的定义、理论体系为探讨对象的专著。其他所谓专著,正如前面所言,则是撇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体系的探讨,大谈什么“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各个地区或领域的所谓“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的各种表现及其应用的不着边际的话题。这本《文化软实力》只有几万字,只能算是一个小册子。该书的作者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而‘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属于‘实力’的范畴。”[2](P3-4)“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即使是谈论主权国家内部某个地区的‘软实力’,也应该放到这个地区的所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2](P4)意思是说“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都应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只能存在国家整体的“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而不存在某个国家的具体地区或城市的“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更不会有某个行业或部门的“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比如打造或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或软实力”、“广东的文化软实力或软实力”、“邮政行业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交通行业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之类。
 
  《文化软实力》一书的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很多学者与其思路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属于我们在前面总结的四种思路中的典型的第二种思路。然而,也有不少定义空有第二种思路之名,而无第二种思路之实。很多学者只是在定义上模仿了第二种思路,但在讨论中走的却是第一种或第三种思路,或是第一种思路或第三种思路的混合,即第四种思路。很多人只是给出一个几乎是抄袭来的别人的定义,然后在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或表现时却自由发挥。2009年5月中旬在武汉大学召开的“2009文化哲学论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和提出的分析框架也基本如此。[3]
 
  王一川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的前期成果《理解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文[1],中试图对“文化软实力”理论进行历史的考察或溯源。他主张西方的韦伯、葛兰西和中国的老子都是“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先驱。他的所谓“溯源”或历史考察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没能把握住这一理论演变发展的真正历史脉络,很多观点都是想当然的,一些提法不着边际。他根本不知道“文化软实力”及“文化力”和“软实力”概念与西方的权力和国力理论的关系,也没有系统地进行学术发展史的梳理或分析。他关于“文化软实力”概念起源的考察最后还是落脚到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上。这样做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他并没有对“文化软实力”概念与“软实力”概念进行区分,也没有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界定,好像二者就是一回事似的。他认为:“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较为直接的理论生长点”来自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是太准确。事实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真正直接应对的是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的提法,而不是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刺激而产生的。不过,最后他终于切人正题。他说:“真正明确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概念是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1937-)首先提出来的。”他还补充说:“这一软实力概念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各国学者理解和运用软实力理论的一个共同的理论源头,尽管实际上人们由此引申出的结论会各不相同、乃至大相径庭。”不过,他的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国际学术界尽管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或“软权力”概念的态度不同,但对于他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还是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的。真正有不同理解或定义的是中国学者。因为中国学者将其改造或定义成了一种“实力”而非“权力”。然而,王一川将“软实力”概念的学术问题完全转到了“文化软实力”头上,也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富于争议和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的概念。可以看出,他几乎将“文化软实力”与“软实力”当作一回事,以讨论“文化软实力”为题,却说着“软实力”的事情。最后,他干脆抛开“软实力”而直接讨论“文化”了。他似乎是说,“文化软实力”没有定论,“软实力”也不好界定,但“文化”却是可以界定的。于是,在他那里,“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完全成了“文化”的讨论了。他说:“这样,要理解‘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对其中的‘文化’一词做出理解。”
 
  王一川教授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解读“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对的,但从中却体现不出一种学术的自觉。因为他并没有将“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和“文化”的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还有,如果你在讨论“文化软实力”时干脆说的是“软实力”或“文化”,那么我们还创造“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干吗呢?“软实力”概念和“文化力”概念已经够用了。既然有了新词汇或新概念,就应该有新的内容或新的内涵,也得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不能简单地重复过去,或是“新瓶装旧酒”。一些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并没有将它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理顺,也没有找到它的理论源头和概念的前身是什么。
 
  很多名义上讨论“文化软实力”的论著,实际上用的完全是“软实力”的定义。而一些学者似乎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你提“文化力”、“软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他们统统应以“文化”,将这些新概念完全看作是文化的发展或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总之,就是一个思路:“软实力”也好,“文化力”也好,“文化软实力”也好,都是文化产生的。按照这种思路,“文化力”、“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几乎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干脆都是一回事。这批学者在“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占据多数;将“文化力”研究、“软实力”研究和“文化软实力”研究完全看作一回事也堪称学界的主流观点。
 
  可以看出,在我们前面总结过的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和分析框架的四种思路中,对“文化软实力”给出最明确定义的是第二种,其他三种定义明显不是很清晰,或不是很确定。但即便是第二种显得比较“清晰”的思路,有些学者一方面似乎很明确地给出了一个“文化软实力”的定义,但另一方面却在其随后展开的讨论中脱离自己的定义,使自己的定义显得外延与内涵不符,或者说干脆又给出了一个与前面不同的另一个新的定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王一川等人的方法就是如此。这说明这些学者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或定义并无真正的研究,他们自己提出的定义实际上只是在抄袭别人,后面文中的与前文中定义不一致的随意发挥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总之,很多文章中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呈现出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是毫不奇怪的,都是对“文化软实力”基本理论缺乏研究和缺乏认识所致。事实上,大部分相关文章所讨论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力”或“软实力”本身,或者是“文化力”与“软实力”内涵的混合使用或简单相加。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从中找到“文化软实力”概念或定义的最权威的答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的开端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可以看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是目的与过程的关系。可以说二者是一并提出的。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力”和文化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而与西方的“软权力”或“软实力”理论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或联系。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一部分主要谈的仍是文化和文化发展,而不是“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或问题,也不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一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对文化或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3)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4)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然而,有的学者对此作了另一种解读,认为这就是对“文化软实力”内涵的界定和关于“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方针。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文化软实力”一词只出现一次,远远低于或少于“文化”一词。“文化”才是这一部分的主旋律、主题词或关键词。可以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文化软实力”只是发展中国文化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目标之一,也是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之一。更大的、更宏观的目标应该是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结尾处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出现的“文化软实力”的提法与以前的“文化力”的执政理念和理论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概念仍然属于以前的“文化力”的理论体系。我们通过仔细阅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可以发现,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仍是“文化”和文化建设。但有人偏离主题,将“文化软实力”定义为这一部分的中心概念,随后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读也受此误导,变成了以“文化软实力”为核心概念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了。于是,一种“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热潮随之出现。不过,既然“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热潮已经出现,我们就应该很好地发展它,将其建成一个丰富而完善的理论体系。这里,理顺它与“文化力”、“软实力”和文化的关系尤为重要。借此机会,以“文化软实力”概念为中心,将“文化力”概念和“软实力”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原来各自独立的“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与“文化力”理论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吸纳、兼顾“文化力”理论和“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
 
  三、“文化软实力”之源及其测评公式
 
  本文所建立的“大文化”分析框架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文化力”和“软实力”分析框架的复合与叠加。但这又不等同于简单的相加。所谓“大文化”概念就是将社会制度、科技力量、教育和人才资源、知识与信息体系和相关产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或影响力、军队的士气和国民凝聚力以及各类人才储备等因素视为一个系统——大文化系统。这基本上就是将狭义的“文化力”与“软实力”两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也囊括了军事力和经济力中所包含的文化力和“软实力”因素。经济因素中的发明专利、技术人才、生产力水平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军事因素中的核武能力、装备水平和指挥能力等,几乎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文化知识的因素。可以说,经济与文化本身都渗透到所谓国力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而处在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文化的因素更是无孔不入。但这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这个广义的文化或“大文化”至少包括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以信息与观念为核心形成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的组织形式、权力及其活动,政治、经济制度和道德体系,以及以文化、艺术、体育、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形成的产业。这里所说的“文化力”产生于一种“大文化”,而非某种精神资源或意识形态。这种广义的“文化力”是国家强盛或崛起的根本保证,中国应将提升广义的“文化力”作为发展综合国力的根本。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就应该与这一“大文化力”或广义的“文化力”相同。
 
以往人们对“文化力”或“文化软实力”的理解往往囿于某种学科的界限,相对比较单一、片面。我们这里企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所说的文化也是一种大文化概念。文化乃强国之本,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文化的进步。“文化软实力”这里被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智慧的集中体现;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战略决策、外交手段、教育体系的资源、能力和创造都属于“文化软实力”。“文化力”不仅是所谓“软实力”,而且是综合国力的源泉和发展动力,是将综合国力所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充分体现的关键;制度的优劣和效率、科技与教育的发展、人才战略、文化产业、文化与价值的传播、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战略决策、外交智慧等因素都应归结到这一范畴。“文化软实力”或“文化力”的资源不只是传统文化或文艺产品,而是一种能够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制度和知识、价值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是赢得社会和世界支持和认可的魅力,也是一种赢得拥护和认同的凝聚力。
 
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学术界,只有关于国力(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测评或分析模式,而几乎没有成熟、定型的关于“文化软实力”的量化、分析模式,更没有什么测评公式。约瑟夫•奈建立了一个模糊的“软实力”的分析框架,但没有建立测评公式。其他学者也无意在这方面作深入的尝试。在中国,除了门洪华①之外,也几乎没有学者对“文化软实力”提出过量化理论并建立过相关的测评公式。
 
对所谓“文化软实力”或“软实力”的准确测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量化测评的需要或诱惑也是存在的。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部门,都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合理的关于“文化软实力”构成的分析模型,最好有一个测量公式。实际上,综合国力的公式或方程得出的数据也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具有参考价值,“文化软实力”或“软实力”的测评也应如此。如果是这样,对“文化软实力”进行量化或测评不仅有必要、有意义,也是可行的。如果建立一个合理的测评公式,它至少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国家在“文化软实力”资源和“文化软实力”的开发、表现方面的大致情况,显现出不同国家“文化软实力”构成的大致情况和强弱分布;其得出的数据能够为世界各大国“文化软实力”的排行榜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中各种因素的整体体现,取决于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科技与教育的实力、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也包括知识、体制的创造力和决策、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实践等因素。这是我们分析“文化软实力”各构成要素的理论框架。那么它们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呢?这种逻辑和数量的关系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更直接,也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主张的“文化软实力”的测评公式为:
 
文化软实力=政治制度的效率与国内外认同程度[外交艺术(价值观的影响度+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对外宣传能力与效果+体育水平与国际比赛的成绩)+(文化的创新能力+战略决策水平+政策效能)(科技实力+教育水平+人才储备或人力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国民道德水准)]。将上面各项用英文字母代替,我们可将这一公式简化为:
 
靠上面公式可得出中国与各大国或国家集团文化软实力的数据及排名顺序,但这里没法公布这一结果,因为统计、计算工作并没有展开。这将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实际上,公式中所有的指数或指标都需要另外一批公式或计算方式来统计。不过,通过粗略的比较和对各项指标大致的衡量,可以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应该排在美国和欧盟的后面,与俄国和印度属于一个集团,而在日本和巴西的前面。美国和欧盟属于第一集团。在第二集团中,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可能会略高于俄国和印度,也就是说在全球排名榜中可能列第三位。而印度的综合国力尽管不一定强于日本,但其“文化软实力”却可能高于日本,属于第二集团。通过这一统计与横向的比较,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劣和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清楚的认识。这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大文化”战略首先是一个以教育、科研、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基础和核心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或系统的发展战略,进而促进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完善与能量或效率的充分发挥。“大文化”系统及其发展战略也包括“软实力”,因而指的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系统及其发展战略。在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将文化和价值观的魅力(影响力)充分发挥,佐以外交和决策的智慧,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或发展目的,赢得世界的认可、认同和拥护。这一战略新思维非常适合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以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对内、对外的国家战略目标。
 
目前,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力”或“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发挥或表现不够理想。这首先表现为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效能、效率及国际竞争力不太理想,价值观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大;知识的创新能力较弱,有价值的文化产出和输出有限;科技、教育的能力也没能充分体现。其关键是社会的公平竞争机制不够健全,科研、教育等知识、文化和价值的创新机制、应用与传播体系不够完善,功能发挥不够理想。这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内部的凝聚与团结,更影响到了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对外的角度,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和魅力也没能充分体现。这妨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本身的接受和拥护程度,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外交环境的拓展,更不利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内部发展和对外拓展两部分来理解。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要以提高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和魅力(吸引力或影响力)为目标。当然,我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也具有丰富的资源,现有的力量也相对不算弱。如果很好地开发、利用,制定出可行的增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决策,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够得到较大的发展、壮大。传统文化在这里不被看作“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源泉(资源),“文化软实力”的推广也不以推广、开发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当下的制度、价值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的创造能力是关注的重点。沈丁立指出:“很多大国衰落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落后的制度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协调。苏联的衰落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4]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制度或体制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价值体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过,制度和价值观是文化发展总体的体现,是方方面面历史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的;纯粹的价值观与制度或体制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文化软实力”的讨论范围。我们仍是从“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价值观的全球影响力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将所有相关的“文化软实力”因素纳入一个系统。我们所构想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首先围绕着前面提到的大文化发展战略展开,以“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环境和教育与知识的创新为突破口、为主要目标,尤其是从“文化软实力”系统的角度强调高等教育和现代学术的作用或功能。邱立本说过:“学术界是社会发展的先锋。美国学术界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由于非凡的创意,扭转了美国的命运。”他还指出,中国要崛起,就必须依仗“学术力”的崛起。[5]高等教育应该是国家战略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因为它是知识创新、学术进步和价值更新的关键,科技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战略与人力资源开发都隶属于它,所有文化的创造、价值观的推广与普及都以它为基础。原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不足,定位不够准确。
 
从对外的角度,中国国际形象的宣传、价值观影响力的扩大尤为重要,这要从对外宣传、国家形象包装和文化外交方面入手。但简单、生硬的宣传方式可能会遇到抵触,而文化产品的推广、学术的交流、教育的输出、文化外交是较好的选择。在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宏观战略的框架下,我们还要特别重视科技与人才战略。另外,还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与对外宣传、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壮大与海外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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